每当史书写到朝代灭亡的时候，总会突出几个红颜祸水。
从最早的妹喜到妲己再到褒姒，之后还有赵飞燕、冯小怜和杨贵妃等人，似乎没有她们，王朝就不会灭亡。
明末的陈圆圆同样如此，按照传统史书的观点，似乎没有她的存在，吴三桂就不会“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大明就还有救。
这种说法正确吗？当然不正确。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甩锅”行为。
在我看来，所谓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根本不是什么重要原因。
吴三桂是什么人？李自成以他爹吴襄做威胁，吴三桂依然选择引清兵入关，导致吴襄被李自成所杀。
自成胁襄以书招之，令通以银四万犒师，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
自成至永平，杀襄，走还明都，屠襄家，弃明都西走。【趣元素】
对于这样一个心性狠毒的枭雄而言，又怎么会把一个女人的生死放在心上呢？而且这个女人也不是他的正妻，就是一个不错的玩物而已。
如果用英雄史观看历史，整个关宁军就只有吴三桂长着脑袋，其它人全是不会思考的工具人。
这样一来，吴三桂想投降李自成，关宁军就会跟着吴三桂投降李自成；吴三桂想投降满清，关宁军就会跟着吴三桂投降满清。
可只要我们用唯物史观，紧扣利益点来分析，自然会明白一个事实：无论吴三桂做出任何选择，他都代表着关宁集团大多数人的利益。
吴三桂虽然是军事首领，但下面肯定还有众多副手。能混到这种级别的大佬，谁敢说他们是不会思考的工具人？
如果他们都不愿意投降满清，吴三桂却一意孤行，肯定会很快被这些人清理出局。
很多人喜欢神话军队，整天把“军令如山”挂在嘴边。可实际上，军队的哗变从来都不会少。
五代十国期间的石敬瑭投降契丹时，有一位军方大佬张敬达拒绝追随他。
如果用英雄史观看历史，在张敬达的军事集团里，肯定只有他长着脑袋，他的手下全是不会思考的工具人。而且张敬达忠君爱国，不愿意投降契丹当走狗，肯定会一呼百应。
然而现实则是：张敬达是少数派，他的手下在简单的串联之后迅速达成共识，有人站出来一刀把张敬达砍翻，然后跟着石敬瑭率众投降契丹。
敬达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降敌乎！今援兵旦暮至，且当俟之。必若力尽势穷，则诸军斩我首，携之出降，自求多福，未为晚也。”
诸将每旦集于招讨使营，甲子，高行周、符彦卿未至，光远乘其无备，斩敬达首，帅诸将上表降于契丹。
还有一件事同样发生在五代十国，王处直面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想和契丹人合作。
如果用英雄史观看历史，在王处直的军事集团里，肯定只有他长着脑袋，他的手下全是不会思考的工具人。既然中央政府敢威胁王处直的利益，大家自然应该听长官的。
然而现实则是：王处直是少数派，他的手下在简单的串联之后迅速达成共识，有人站出来取代了他的位置，顺便把他的亲信和子孙杀了个一干二净。
阿保机举国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举，小吏和昭训劝都举事，都因执处直，囚之西宅，自为留后，凡王氏子孙及处直将校杀戮殆尽。
面对这种事实，王处直气得抓狂：我到底有哪里对不起你们，你们要这样对我？
明年正月朔旦，都拜处直于西宅，处直奋起揕其胸而呼曰：“逆贼！吾何负尔？”然左右无兵，遂欲啮其鼻，都掣袖而走，处直遂见杀。
王处直这话问得真是多余，您老人家不顾手下的意见，非要一意孤行，还怪手下背叛你？
了解过张敬达和王处直的遭遇之后，我们就该明白一个事实：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不能代表手下的利益，那就别怪手下把你干掉另立领袖。
在利益面前，谁管你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败类呢？
任何人想要维系自己的权力，都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否则，就算他职务和地位再高，也会丧失权力的基础，轻则被架空，重则被击杀。
话题拽回吴三桂身上，他爹被李自成扣下之后，吴三桂尚且不敢因为这种事情投靠李自成。
现在，刘宗敏不过是抓了他一个小妾（甚至可能是玩物），吴三桂就敢因为这种私事擅自引清兵入关，他到底长了几个脑袋？
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持者，别说区区一个吴三桂了，就是贵为天子的崇祯皇帝，不也只能凄凄惨惨戚戚地在煤山上吊自尽吗？
吴三桂为什么会引清兵入关呢？主要还是当时的大环境所致。
在大明行将土崩瓦解之际，大明旧势力有上中下三策可选。
上策激进，那就是双管齐下，一边抵抗满清，一边收拾李自成；
中策中庸，那就是和李自成合作，大明旧势力自我革新，双方共建一个新社会；
下策保守，那就是和满清合作，共同剿灭李自成。
再次申明，上中下三策无优劣之分，只是“激进”、“中庸”和“保守”的区别而已。
上策几乎无法想象，双管齐下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否则大明也不该崩坏至此。
事实上，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大明旧势力就算与满清或李自成任意一方单挑，都没有任何胜算，更别说同时对付两大强敌了。
中策同样可以排除，和李自成合作，然后通过自我革新的方式，让李自成集团融入上层社会，双方共建新社会。这种主意听起来很美，但注定无法实施。
大明旧势力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只能选择下策，与满清一起剿灭李自成，此所谓“联虏平寇”。
很多人或许认为，“联虏灭寇”只是吴三桂等少数人的选择，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向异族低头。
可残酷的现实则是：大明旧势力普遍认为“联虏平寇”是当时的最优解，包括大名鼎鼎的史可法在内，都对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事大加赞赏。
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
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土崩瓦解。——顾诚·《南明史》
关于大明旧势力普遍选择“联虏平寇”这件事，有人认为是李自成的错，就是因为李自成一路追赃助饷，还用什么“不纳粮”的民谣邀买人心，自然会丧失与大明旧势力合作的机会。
可问题是：李自成本身也是穷鬼一个，他不想办法追赃助饷，又哪有钱玩那一套“不纳粮”的把戏呢？如果不玩“不纳粮”的把戏，他怎么邀买人心推翻大明呢？
这个话题再深入下去，自然会变成“鸡生蛋蛋生鸡”的哲理问题，实在是没有必要。
再说了，就算不考虑邀买人心，李自成手下的军队总要吃饭吧？这钱粮从何处来呢？难道不搞追赃助饷，反而去抢劫老百姓吗？
那可就不是什么义军了，而是妥妥的贼寇啊！
能够站在历史舞台上的枭雄，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某一股社会势力的代表。
大明旧势力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都知道百姓难百姓苦，但依然一遍又一遍地向百姓加税。
李自成是底层百姓反抗压迫的代表，他自然知道想夺天下，就必须想办法与大明旧势力合作，但他依然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损害大明旧势力的既得利益。
我之所以把大明旧势力和李自成的无奈选择全部梳理一遍，只是想告诉大家：在任何时代，领导都必须全盘考虑自己集团的利益，吴三桂不过是顺势而为。
从大明旧势力的角度来看，吴三桂做出引清兵入关的选择实在是英明至极，关宁军跟着他一起行动，岂不是天经地义？
如果不考虑后来满清坐天下，也不考虑吴三桂后来造反失败，单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事，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也实在谈不上有多大错误。
李渊父子在造反时，曾向突厥借过兵；大唐代宗李豫在平定安史之乱时，也曾向回纥借过兵；石敬瑭在造反时，同样曾向契丹人借过兵。
我们现在盖棺定论地来看吴三桂，他自然就是石敬瑭第二。可如果不开前后眼，谁敢说当时的吴三桂不会变成李渊第二或李豫第二呢？
全然不顾明末利益纠缠的乱局，却简单粗暴地把一切责任推给陈圆圆这个弱女子，实在是太没有担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