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
罗马帝制建立：罗马帝国初期，政局动荡，多位暴君执政。
公元117年左右，塔西佗完成了最后一本著作《编年史》，详细记述了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塔西佗是古罗马时期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秉持着客观的原则观察事物。更重要的是，他敢于批判罗马帝国的暴政，以及人们谄媚而虚伪的丑态。
这本《编年史》是罗马史必读书
塔西佗出生在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度和小普林尼被奉为当时文学界的双壁。他年轻时就开始担任公职，曾经位至执政官和行省总督。长年的官场历练，使得塔西佗能够近距离接触国事的决策，还给予了塔西佗敏感的政治洞悉能力。这都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必不可少的。
四十岁左右时，塔西佗开始拿起笔来写作。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出五部史书，如今有两部长篇没能保留下全稿。
《日耳曼尼亚志》是塔西佗初期的短篇作品。他曾在高卢担任行省官员，因而得以接触到日尔曼人，并发现了不少关于他们的原始习俗。好奇心驱使他深入当地人的部落，去近距离地亲身考察。
比如，他惊奇地发现，一支部落有原始的森林崇拜。他们进入森林举行宗教仪式时，会给自己套上锁链，如果不慎跌倒只能匍匐前进，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森林神灵的臣服。再如，另一支部落在上战场前会集体发出一种呼啸声，如果声音较齐就是胜利的预兆，反之则会令他们士气不振。
塔西佗
他还挖掘出日尔曼人的许多优点，比如体魄强健、民风淳朴等。在观察不列颠人时，他赞叹于他们的团结一致，对光荣的追求和视死如归的豪情。身在遥远的高卢和不列颠，塔西佗以热情的笔触描述着他的所见所闻，也因而养成了客观著史的习惯。
客观著史的思想在古希腊时期已有体现，但是塔西佗首次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治史原则，这是西方史学在史学理论上的一大里程碑。
《日耳曼尼亚志》等作品培养出塔西佗客观著史的能力，但这只是小试牛刀，而对时政的不满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塔西佗生活在罗马帝国早期，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皇位更迭频繁的时代。他一生就经历了八位皇帝，当时掌权者间的明争暗斗、政局动荡便可想而知。在图密善这样的暴君当政时，塔西佗正在外省当职，只能战战兢兢地使自身免受波及；在图拉真这样较为宽容温和的皇帝在位时，他便有了可以畅所欲言，通过写作来抒发政治观点的机会。
塔西佗心系国家，迫切地寻求能够挽救罗马帝国的方法。塔西佗发现，由于独裁君主掌权，史学家不敢再秉笔直书，历史的真相也受到了损害。同时代的史学家不是对统治者逢迎谄媚，就是对其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两种态度都很难写出不偏不倚的历史。
于是，在对同时代的人感到痛心的同时，塔西佗决定拿起笔来亲自书写。他在《编年史》的开头声明道：“我下笔的时候，既不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因为事实上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塔西佗看到一位皇帝刚去世时，元老院和官员们都克制着自己的表情，既要表现对新帝即位的欣喜，又要体现对老皇帝去世的哀痛，在二者间保持一个平衡，所以感到非常无奈，就用犀利的笔锋，在他的书里记录下这群人的丑态：“流泪时要带着欢乐，哀悼时要带着谄媚”。
塔西佗胸像
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出自他所记载的一个故事。两个谋反者被皇帝伽尔巴处死后，有人质疑道，其中一人其实并无确凿的谋逆罪，但皇帝却得过且过、昏庸无能，此人才被含冤处决。塔西佗在惋惜的同时，也总结道：当皇帝遭人憎恶的时候，无论他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被同样引发人们的厌恶。这个故事直到今天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时刻提醒着统治者不要落入失去民心的塔西佗陷阱。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塔西佗的著作也被尘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人重新发现。1360年左右，有"文学三杰"美誉的薄伽丘，在阅读过塔西佗的残稿后，对他极力赞扬，并将其介绍到了佛罗伦萨，逐渐为人们所知。后来的马基雅维利，更是借鉴了许多塔西佗对政治权术的分析，并多处引用他的原话，写就了著名的《君主论》。
后果
塔西佗重新被发现：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和马基雅维利等推崇塔西佗。
结论：塔西佗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是西方的史学传统的一座里程碑，而他更是“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他犀利地批判罗马当权者的暴政，警告君主失去民心的危险，同时渴望将人们从道德堕落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