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数量是生育意愿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指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期望和需求。其中总和生育率通常被用来衡量生育数量水平,总和生育率在2.1是维持社会人口正常更替的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从传统社会较高到现代社会较低的生育率的转变。我国的生育水平和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类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民...
生育数量是生育意愿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指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期望和需求。其中总和生育率通常被用来衡量生育数量水平,总和生育率在2.1是维持社会人口正常更替的水平。
在全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从传统社会较高到现代社会较低的生育率的转变。我国的生育水平和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趋势。【趣元素】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类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1982年以来,为控制人口过
快增长,实现人口与 资源协调发展,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我 国的 基本国策。在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的 过 程中,我 国民众的 生育数量偏好迅速走低。人口进程发生了
本质性转变,总和 生育率下降到了 更替水平以下;出生人口从1987年的 2500万下降到了 2011年的 1600万左右,在 经历小幅上升后又 继续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达到极低值。长期的
低生育率会带来各类社会问题,如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 ,且 低生育率存在 自我 强化机制,长期内会形成“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的 双向 循环。整体上生育率仍在 不断下降。 为什么生育政策的 放松没有 带来生育率的 上升、生育率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自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的
三十多年中、以及生育政策放松以来的 数年中中国社会一直处在 快速的 现代化进程之中,经济在 高速发展,社会也 在 快速变迁。从古典社会理论家如
涂尔干、滕尼斯等 到晚近的 亨廷顿、英格尔哈特等 学者 ,都提出了一个大致共通的 命题即经济发展、现代化转型会带来社会规范、民众观念的 不断变化,由此会对民众意愿及行为产生长期动态的 影响。生育限制政策放松后生育率和
民众的 生育数量偏好仍然 不断下降,表明在 这个阶段生育限制政策并不是 影响人们生育数量偏好的 决定性因素。一个可能的 解释是 ,尽管政策得以放松,但 在 生育限制政策之外的 其他 因素发生了 某种变化而影响了 民众的 生育数量偏好。 因而对生育数量偏好变化的 解释,可能需要考虑中国快速的 现代化转型对其带来了 怎样的 动态的 影响。在
已有 研究中,人口统计学因素及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生育数量偏好的 影响已形成充分的 讨论,但 其大多讨论单一或几个因素与生育行为或数量偏好之间的 静态关系,的目的 是 探讨中国现代化转型对生育数量偏好的 动态影响机制。社会制度变革与生育数量偏好
(1)经济发展与生育数量偏好
社会变迁体现在我
国发展过 程中的 方方面面,对其的 考察往往涉及到市场化、城市化、人口流动、人口代际更替、社会流动、中产阶级兴起等 因素。其中,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是衡量社会变迁激烈程度,也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
中国的
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市场化转型、经济发展是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 主要的 驱动力,一方面,经济发展程度是 刻画社会变迁程度尤其是 市场化程度的 结果性指标,同时经济发展也 是 制度转型和 文化价值观变迁的 驱动性因素,在 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快的 过 程中,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也 会随之发生变化。因而在
本研究中,以经济发展作为刻画社会变迁程度的 综合性指标。关于 经济发展对于 生育意愿的 影响,在 学术界并没有 达成共识,主要形成了 两类看法。其一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生育数量偏好的提高。生育成本是
决定生育意愿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既包括生育所 带来的 直接成本,也包括抚养教育后代所 产生的 机会成本。研究表明个人所 拥有 的 能力和 资源会影响生育的 计划和 决策,经济发展导致的 收入增加会直接带来物质条件的 改善,并减轻生育所 造成的家庭负担,进而可能会提升人们的 生育数量偏好。其二认为经济发展会降低生育数量偏好,经典的
收入-成本论认为随着 经济发展带来的 收入的 增加,边际孩子收益会降低,进而家庭的 生育数量会随之减少。同时,现代社会养育一个“高质量”的
孩子所 需投入的 时间、精力、财力和 物力等 成本大大高于 传统社会,使人们对孩子数量的 偏好逐渐向 质量偏好转变。此外,经济发展也 带来了 人们整体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尤其是女性教育程度的 提高会导致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提高,进而会导致生育数量偏好的 下降。(2)社会制度性变革与生育数量偏好
社会变迁过
程也 是制度变迁过 程,刻画制度变迁有 两种方法,其一是 以输入端进行刻画,比如 某种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发生了 怎样的 变化,其二是 以制度变迁的 结果即输出端进行刻画,即社会制度变迁形成了 怎样的 经济社会后果由于 输入端的 制度变迁难以进行量化刻画。故而以输出端来刻画制度变迁我
国的 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打破了 传统的 大锅饭体制,造成了 民众收入的 分化形成了 区域、行业之间的 发展差异,由此会影响民众对社会公平程度的 判断与 感知,因此社会公平感是 刻画社会制度变迁程度的 一个结果性指标。在
传统社会的 现代化转型过 程中,随着 市场化程度的 不断加深,原来的 社会结构会逐渐打破,社会制度不断变迁,社会分工深度不断深化,社会异质化程度会不断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型为“陌生人社会”,由此会改变原有 的 社会信任状况,人与 人之间的 信任程度降低,因此,社会信任也 是 刻画社会制度变革的 一个结果性指标。在
传统的 同质化社会中,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严重,系统性的 社会流动机会匮乏,在 改革开放之前的 中国社会中,市场化发育程度低,无论是 农民还是 城市居民,都缺乏系统性的 社会流动机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打破了原有 的 固化的 社会形态,就业渠道、职业类型不断增多,农村过剩的 劳动力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寻找打工、经商的致富机会。城市居民也
获得了 横向 流动及各种经商机会,社会出现了 更多的 社会流动机会,但 在 不同的 民众之间社会流动机会存在 差异,市场化程度越高的 地 区、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的 民众获得了 更大的社会流动可能性,因此,社会流动预期是 一个刻画制度变迁的结果性指标。此外,在
社会变迁过 程中,社会养老制度也 在 不断变化,国家初步建立了 社会养老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变迁和 改革发展过 程中的 重要制度安排。上述的
各类社会制度性因素也是 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 重要因素。制度安排特性如公平性、效率和 制度的 可信赖性等 是 影响人们生育数量偏好的 重要因素。公众对制度安排公平性的
判断可用社会公平感来衡量,它反映了 人们对资源占有 和 分配公平程度的 总体评价和 感知。社会公平感能显著增强民众的 生育数量偏好。更具体而言,在 中国,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等 资源是 影响生育选择的 重要因素,这些资源的 分配不均将会显著降低民众的 生育数量偏好。另外,社会资本对生育数量偏好也
有 重要影响,并通过 社会网络、信任等 要素来发挥作用。信任意味着 社会关系网络的 稳定性,高社会信任会强化人们的 集体归属感和身份感,因而会提高人们的 生育数量偏好;相反,社会支持和 归属感的 缺乏会导致生育数量偏好的 降低。同时,高社会资本也 会降低生育成本进而提高生育数量偏好。社会流动预期是
影响生育数量偏好的 另一重要因素,社会阶层较高的 家庭拥有更高的 收入和 更广的 社交网络,可以为养育子女提供更多的 资源。这类群体有 能力将更多的 富余资源用于 扩大家庭规模,因此社会流动预期更高的 群体相信自己未来会拥有 更多的 资源从而生育数量偏好更高。同时,研究者
也 认为向 上的 社会预期流动能够通过 开放的 、平等 的 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 社会态度,从而提高人们的 生育意愿。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参与 社会养老保险会冲击传统的 “养儿防老”和 “传宗接代”的 观念,并会削弱人们生育男孩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