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
1、嘉靖倭患：嘉靖年间，东南倭患加剧，出现汪直（一说王直）、徐海等亦商亦盗的大型海上军事武装集团，与倭寇勾结为祸东南沿海；
2、严党乱政：嘉靖年间，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南方官僚士大夫集团结党营私，排除异己，1555年，严党赵文华构陷浙江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致死；
公元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升任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又加浙直总督，总领浙江、南直隶（以南京应天府为行政中心、直隶中央六部的州府，大致范围是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和福建等处兵务。
接到委任状的这一天，胡宗宪成了官场大赢家，但同时也背上了“奸党走狗”的骂名。
而这全是因为，浙直总督的位子，他是踩着两个人的尸体坐上去的。
一个是前任浙江总督张经，一个是浙江巡抚李天宠。
胡宗宪原本只是个小小的“监察员”（浙江巡按御史），虽说是嘉靖帝钦点的，但一无行政权、二无领兵权，干的只是提提意见、告告状一类讨人嫌的活儿。
一年前，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奉旨来到浙江，督察军务。胡宗宪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赵文华仗着有个权势滔天的“干爹”——内阁首辅严嵩，骄恣异常，几次试图用官威震慑张经和李天宠。
结果张、李二人根本不买账。气得赵罗织了个“贪污军饷、畏敌不战”的罪名上报给皇帝，再加上严嵩吹耳旁风，两位封疆大吏很快被拉下马，送了性命。
其实张经是个良将，镇压瑶乱、抚定安南、平定西南土司起义，可以说屡立战功，坏就坏在没有“眼力价儿”。在这点上，胡宗宪就比他强多了。
张、李两人冷落赵文华的时候，胡宗宪却看到了赵文华的“价值”。
他陪吃、陪喝、陪聊天，为的就是靠近严党，得到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李的罪名一坐实，严嵩立即推荐胡宗宪补位。
嘉靖一朝，倭患日益加剧，从日本半岛南下的倭寇勾结巨盗王直、徐海，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搅得百姓不得安宁。
浙直总督的头衔意味着你可以调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重兵，目标只有一个——抗倭。
是以胡宗宪在接过委任状的这天，也立下了誓言：不擒王直、徐海，安定东南，誓不还京。
胡宗宪说这话是有信心的，因为接下来每一步怎么走，他心里早有筹谋。
上任伊始，他就对前任总督张经留下来的大将俞大猷（yóu）、戚继光、卢镗委以重任，让他们整顿军纪、领兵操练，随时做好出战的准备。
随后，他又招来徐渭、文徵明等东南名士做为幕僚，制定了“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的作战策略。
武将与文将齐备之后，针对倭寇“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的特色，胡宗宪着手建立沿海防御系统。
他组织人员把沿海倭情、地形地势及抗倭措施编成《筹海图编》，作为抗倭指导手册。
接着，修造战船千艘，每艘船配置鸟铳、火炮、喷筒、火箭等最新型火器，由俞大猷、戚继光分率巡洋。
又下令在福建沿海设立哨兵，置烽火门、小埕、南日等五大水寨，派兵驻守。浙江沿海则设海盐等三大水寨，招募民商船只，在各港口布列防范，以四参将六总兵统领，并定下前线将领“不拘警报有无，而亲出巡洋”的规矩。
做好这一切，胡宗宪就开始琢磨如何对付汪直和徐海了。
倭寇本是外来者，对中国水路，尤其是长江下游一带错综复杂的水路并不了解，所以往往和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海商联合行动，前者出人马，后者出计谋加领路，所得赃物双方瓜分。
有利益纠葛就多少会有内部矛盾，胡宗宪看准这一点。
1556年，胡宗宪让手下谋士以招抚名义接近徐海，以重金珍宝贿赂之，再离间他和倭寇头目的关系。最终徐海归降，设计抓捕了数名倭寇首领和几百倭兵，献给胡宗宪。
三年之后，胡宗宪又以汪直的亲人做诱饵，诱骗汪直前来谈判，最后将汪直擒杀于杭州官府港口。
用计除掉徐海、汪直的同时，胡宗宪又派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在长江流域搜捕绞杀倭寇团伙。
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浙江倭患基本平息，福建沿海的倭寇也渐次减少。
然而就在同年，严嵩被罢官，严党垮台。一直被视为严党走狗的胡宗宪也迎来了仕途的终点。
在新任内阁首辅徐阶授意下，南京给事中陆凤仪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
嘉靖帝念其抗倭有功，赦其死罪，将其一切职务罢免，让他告老还乡。
后果：
1、剿灭王直、徐海：1556年，杀徐海；1559年，擒杀汪直；
2、严党垮台，胡宗宪自杀：1565年，严嵩、严世蕃父子倒台，新任首辅徐阶弹劾胡宗宪，胡宗宪下狱，后自杀身身亡。
结论：胡宗宪任浙直总督是嘉靖一朝内政外交双重条件作用下的结果，同时也是有明一朝对倭患打击力度最大、效果最显著的一个时期。